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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苏信合作的人文历史渊源
孔辉
编者按：2022年5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明确苏州、信阳建立对口合作关系。苏州、信阳虽分居江南和豫南，却有着久远的交往历史。作者按照历史时间脉络梳理，从六个时期，就苏州和信阳的人文交流的历史渊源进行了思考和分析。此文苏州社会科学院以《专家观点》进行了刊发，现将全文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苏信之约千年定，共书未来看今朝。2022年5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明确苏州、信阳建立对口合作关系。苏州、信阳虽分居江南和豫南，却有着久远的交往历史。下面，按照历史时间脉络来梳理，本人从六个时期，就苏州和信阳的人文交流的历史渊源谈一些粗浅思考。
苏州与信阳两地历史文化渊源深厚、人口流动活跃，在历史上有相关史料明确记载的苏信人口互迁共有三次：第一次起始于战国时期黄国贵族后裔春申君黄歇治理苏州；第二次是明朝洪武年间，苏州人口对古信阳（含古光州）的迁移；第三次是清末太平天国战后至民国初期，信阳地区百姓“一担箩筐下江南”，到苏州开垦。此外，还有自西晋以来几次衣冠南渡过程中豫南人民往南迁移，再到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二十八年红旗不倒与江南新四军交融策应，革命火种辉映鄂豫皖苏浙。以及改革开放后，信阳对苏州的劳务输出、苏州人民在信产业投资等等。可以说，两地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经济互融、渊源已久，交流融合的历史跨越千年。
一
春申求封江东地，豫南先民来吴越
信阳是“黄”姓发源地，潢川县古称黄国。根据宋朝邓世明《古今姓氏书辩证》中记载“楚灭黄，其族仕楚，春申君黄歇即其后”。春申君作为黄国贵族后裔，是战国末年楚国的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家，他历经两朝，在楚顷襄王时任左徒，楚考烈王时任令尹（相当于宰相），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数十年，当时包括黄国故地在内的淮北十二县均为春申君黄歇的封地。
潢川县
潢川县古称光州、浮光、定城、弋阳、义阳、黄国等，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北临淮河，南依大别山，水路便利，自古便是鱼米之乡，因潢河得名潢川。潢川自古被誉为“河洛重镇，吴楚上游”，小潢河从县城中间穿过，将县城一分为南城和北城。旧时以来，北城是工商业区，是潢川人工作和商贸活动的地方；南城是住宅区和古迹区，这里的房子鳞次栉(zhì)比，古色古香，被称为弋阳古镇。南城至今仍保留“江南水乡”建筑风格和遗迹，被人称作“豫南小苏州”，随处可见以“春申”“黄国”命名的街路、商铺，与苏州有很多相似之处，也都源于春申君的治水功业。
潢川县的黄国故城
根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后十五岁，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意思就是，公元前247年，黄歇对楚王进言说，淮北地区靠近齐国，那里情势紧急，请把这个地区划为郡治理更为方便，并同时献出淮河以北12个县，请求移封到江东去，楚考烈王答应了他的请求。公元前248年，春申君黄歇携带家眷及淮北十二县原封地的部分百姓，根据史料记载约3万人移封江东吴地，区域涵盖现在环太湖地区苏州、无锡、常州及沪浙一带，并在古吴国的故都（今苏州古城区）上修建都城。这批人也可以说是战国时期从中原豫南区域到吴越大地的一次规模最大的人员迁徙，这批人在春申君带领下，与勤劳勇敢善良的江南人民一道，成为参与姑苏城重建、修河造田的参与者、开拓者。
当时苏州一带河道泥沙淤积，河床过高，雨季来临时，河水就泛滥成灾，当地百姓饱受其苦。年逾花甲的春申君带领族人到达苏州后，一方面重建都城，一方面带领百姓大兴水利、疏通河道、筑坝建堰、改造粮田，初步完善了苏州的基础设施，使昔日的蛮荒之地面貌大变，造福了当地百姓，深受后人景仰。
关于春申君对苏州的治理，在汉代的《越绝书》以及苏州各个时期的地方志中有很多记载，可以看出春申君把江东看作是自己最后的根据地，在治理上很是用心用情，总的来说，主要为苏州人民做了两件大事，即重建吴城和兴修水利。
1.重建吴城
苏州古城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别名有姑苏、吴都、吴中等，是伍子胥根据吴王阖闾的命令所建造的。由于公元前475年，越王勾践带兵围攻吴国，并于公元前473年灭吴，吴都（阖闾城）被破坏；公元前306年，经过楚国灭越战争，吴都再次被毁，在春申君携族人移封后，已是残败不堪。于是，春申君便带领族人开始了重建吴城的行动。
据相关记载，当时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恢复阖闾大城的原有规划。在原伍子胥建城的地基上建造了城墙，在旧城门处重设了城门，恢复了伍子胥建城时开辟的为阊门、胥门、巫（“平”）门、齐门、娄门、匠（“相”）门、盘门、蛇门，每座门由成对的水门和陆门组成，统称水陆八门。二是调整城防体系。根据史料记载，伍子胥建城时建造的八座水陆城门，并没有葑门，有史学家认为，葑门即为春申君重建吴城时新辟的，建造葑门，设置一处城防支点，有效加强这一地段的城防力量。
2.兴修水利
整治古城水系，保留了胥门陆门，堵塞了胥门水门，避免太湖来水经胥江直冲胥门水门，倒灌进苏州城。在城内开凿了“四纵五横”河道，形成排水网络，苏州水城的规模由此而奠定。春申君治水，不仅是治理吴都都城内的水系，还对吴地进行了全流域水系治理，带领百姓整治苏州水系的泄洪通道，治理无锡地区的芙蓉湖、开辟龙尾陵道，开凿申港和黄田港，疏浚黄歇浦(今黄浦江)，将太湖、淀山湖与长江出海口连通，卓有成效地开启了水上航运文明。
春申君治理江东吴地十余年，既有效防止了水患，又为当时相对落后的吴越地区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明、冶铁技术和纺织技术，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为这里日后成为江南鱼米之乡、丝绸纺织之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唐代以后，苏州人民把春申君看作护佑一方百姓安康的神祇(qí)，尊为城隍，并建有城隍庙进行供奉。同时，还有不少地方以春申君的名字命名，如现在相城区黄埭(dài)镇曾名春申埭，当年筑堤围堰的遗迹春申湖，地方志中常常出现的“春申乡”、无锡惠泉山的春申涧，以及上海的黄浦江、春申江、黄申路、春申村等等。这些与春申君有关的历史文化遗存，充分体现了江浙人民对春申君的纪念和爱戴，也印证了春申君对江东一带做出的突出贡献。这是苏州和信阳相互联结的第一根纽带。
景德路城隍庙
相城区黄埭镇
春申湖公园
春申湖公园春申君石雕像
二
三次南渡别故土，北雁南飞离中原
追溯中国的移民历史，曾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中原人口南迁的事件。第一次是西晋永嘉之乱。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大规模战争不断，向中原迁徙的匈奴、鲜卑、羯(jié)、氐(dī)、羌等民族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君主制政权，史称“五胡乱华”，并最终酿成永嘉之祸，让中央朝廷受到威胁。在晋建武年间，晋元帝司马睿率中原汉族臣民从京师洛阳迁往长江中下游，渡江南下，于公元317年春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此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向南转移，大量人口纷纷举族南迁，渡河南下超过百万人，这是中原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史称永嘉南渡。第二次是唐代安史之乱（755年—763年）后，中原的士族和百姓为躲避战乱向南迁徙，一直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公元937年，李昪(biàn)定都江宁(南京)，建立南唐。政治中心由北方转移到南方，大量中原人口向南方迁移，南方地区与北方中原的差距开始缩小，有学者甚至认为，南北人口甚至已接近均衡，这次衣冠南渡，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江南的经济和人文基础。第三次是宋代靖康之耻，宋高宗渡江南迁，以临安（杭州）作为行都，建立南宋。经过这三次大规模的南迁，中原由盛转衰，来自中原的移民大范围、大数量、大规模地迁到江南，推动江南逐渐崛起，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繁华之地。
衣冠南渡人口迁移图
在这样的背景下，古代信阳一共形成了四次较大规模的南迁移民潮：一是西晋永嘉年间，一些世家大族和普通百姓被迫迁移，有的沿着淮河迁入今安徽境内，有的迁入南方的闽地，“八姓入闽”（林姓、黄姓、陈姓、郑姓、詹姓、邱姓、何姓、胡姓八姓）就发生于此时，这其间落户江南的百姓也不在少数。二是唐朝前期陈政、陈元光“开漳”。唐高宗时期，漳州爆发民族性暴动，唐朝政府指派光州固始（今信阳固始）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兵入闽平定暴乱。叛乱平息后，为了更好地提升边境地区的政治、经济建设，促进闽南地区发展，朝廷准许陈氏父子定居漳州，并任命陈元光任漳州刺史。这时候，先后两批入闽开漳的87姓、近万名将士及其家眷，就地安家落籍，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形成了信阳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入闽移民潮。三是在唐末五代王潮、王审知“王闽”时期。当时，天下大乱，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王审邽(guī)三兄弟率农民起义军攻入福建，建立了闽国。随军的 83 姓将士，大概两三万人，定居福建地区，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领域对当地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文化建设活动。四是在两宋之交，金人南下，淮河流域受创严重，一些北宋士民举家迁徙，辗转来到苏、闽、粤等地。
在中国移民历史的宏大浪潮中，除了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中心都实施了向东南的重大转移。古信阳的移民也不例外，在向南迁移的大潮中，苏州环境与豫南相近、水土肥沃、风景秀丽、文化相近，难免有不少豫南百姓将其作为落籍地。
据了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1910年出生于苏州吴江县城，他曾回忆幼年时光，说时常见到家中的灯笼上写有“江夏费”三字，其族谱上也曾记载三国蜀汉名臣“费祎”的名字。这说明费孝通先生一族即为费祎的后人，而费祎正是江夏鄳(méng)县 （今信阳罗山县）人，以前在罗山县城东关外有费公祠堂、费祎家庙，罗山县的庙仙乡由于是费祎故里，在民国31年（1942年），曾被命名为费公乡。由此可见，上溯其源，苏州费氏源于信阳，与信阳罗山的费氏一族是一脉相承的。
三
洪武诏令垦临濠，江南五郡耕信阳
元末天下大乱，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等各方队伍接连起义、混战，多年的战乱让中原地区遭到严重的破坏，百姓大量死难，背井离乡，特别是豫南、皖西南区域很多地区荒无人烟，万亩良田常年无人耕种，土地撂荒闲置。到了明朝初期，天下初定，明太祖朱元璋决定用江南人口来填补豫皖荒芜之地，亲自下诏组织部分江南百姓去中原地区移民开垦。根据《明史记事本未》中记载“洪武三年六月，诏苏、松、嘉、湖、杭等五郡，民无田产者，往临濠耕种，以所种田为世业，官给牛、种、舟、粮、资费以遣之，三年不征税，时徙者四千余户……。”这表明，早在明朝洪武三年，朱元璋就下诏要求苏、松、嘉、湖、杭等五郡，移民4000余户（2-3万人）到临濠府九州十八县耕种。当时的临濠府九州十八县主要涵盖安徽太和、涡阳、宿州、泗县，江苏泗洪等市县以南，安徽霍邱、定远、天长等市县以北淮河两岸地区。其中就包括今天信阳市所属的息县（含淮滨一部分）、潢川、信阳、罗山、固始（含淮滨一部分）、光山（含新县大部分）县，基本涵盖了信阳市全境。
明初苏、松、嘉、湖、杭等五郡移民耕种信阳，给战乱后的信阳重建，带来了勃勃的生机。
四
太平战后迁吴越，“一担箩筐下江南”
苏州市吴江区是吴语的核心区之一，然而在其下属的横扇街道菀坪社区，却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说着河南话，且这个河南话不是河南代表性的北方方言，而是信阳罗山、光山一带的方言，当地人说此方言已经延续了数代长达一百多年。为什么在吴江区有这样一个豫南方言岛呢，这就要追溯到清朝末年以来信阳百姓“下江南”的迁徙史。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1851年-1864年），由于太平军和清政府军在长江中下游的多年拉锯式战争，使得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交界地区生灵涂炭，人口减少了千万（包括死亡和迁徙），损失率达到90%以上，基本上算是十室九空。太平天国战后，为了迅速恢复残破衰败的经济，清朝同治五年（1866年），政府下谕令各省招垦荒田，有组织地从湖北、河南等地招募大量移民前去垦荒，因此，在江南地区掀起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这场人口迁移运动规模大、时间长，从清朝同治初年开始，历经光绪、宣统两朝，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大规模移民呢？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1.清政府的强力推动
当时的清政府为了恢复生产，在皖南、浙西、苏南等各州县先后设立“劝农局”“开垦局”等机构，专门负责招垦事宜。要垦荒就必须要解决人少地多的矛盾，所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方面大力招引本地乡民返乡，同时积极招徕外地农民前来垦荒，并给予了“减赋税”“插标划田，立界为山”“据室为家”以及客民“入籍与考”等优惠政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2.自然灾害的驱使
据了解，豫南地区在咸丰、同治、光绪乃至民国时期，曾发生多次灾荒。有记载表明，咸丰六年（1856）信阳、光州遭遇了严重旱灾、蝗害，粮食生产大受影响，然而当时的县令未及时上报灾情，照旧强征钱粮，引起不少百姓奋起反抗，发生不少饥民起义事件。
根据《光山县志》记载，在咸丰到光绪年间，尤其是光绪年间，大小灾荒十多次；《商城县志》记载灾荒、瘟疫11起，如咸丰七年1857年，春旱，民饥，野多饿殍（田野里到处是饿死的人）；《固始县志》记载，1877年、1878年连续两年旱灾，荒年，陈子鳌等率罗田、商城、固始等地饥民起事。1899年、1900年又是连续两年饥荒。光绪二十五（1899）年三月，灾荒严重，粮价陡涨，饥民结队流亡。在这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下，富庶的江南地区就成为了灾民逃荒的首选之地。
3.人口增长的压力
太平天国战争波及范围虽广，但受战火影响最深的集中在苏南、浙西、皖南及江西的部分地区，在遭受战争影响较小的地区如河南光州、湖北京山等地，人口损失相对较小，而当地人流行早婚的习俗，出生率较高，形成一定的人口压力，面临着地少人多的危机，所以一些富有冒险精神以及一些生存艰难的农民便响应政府招垦政策，背井离乡、远赴江南。
4.民间“同乡网”的带动
太平天国战后，信阳之所以能有大量人口移民到江南地区，除了政府有组织的迁移以及民间零散自由的南迁外，更多的还是民间自发的老乡带老乡，亲友带亲友、家族带家族、一家人甚至一个宗亲、一个村庄、一个家族的血缘加亲缘加情缘的关系，所形成的群体性移民。此外，还与晚清时期任职苏浙皖地区信阳籍官员对同乡的护佑有一定关系。
晚清时期任职苏浙皖地区信阳籍官员一览表
（不完全统计）
当时，在江南任职的信阳籍官员较多，如吴元炳（1824—1886），字子健，河南固始人，曾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江苏学政。在1876年到1879年间，河南大量饥民流落到苏浙皖等省乞讨时，任江苏巡抚的吴元炳号令南京、苏州等重镇一律都在城外设置粥厂收容所，就地留养了大量河南难民，他积极组织灾民投入当地的河道治理工程，以“以工代赈”方式，疏浚高河、盐运河等，使灾民不仅生命有了保障，而且通过参加当地劳动，获得了收入，大量的灾民慢慢地稳定下来，并在当地安家落户。出于较强的乡土观念，信阳籍官员积极招引同乡前来定居，对来自家乡移民给予关照呵护，为来自豫、湘、鄂、闽、鲁等各地客民融入当地生活创造条件，于是乡亲们沾亲带故、口口相传，互相照应着一道下江南。
当时的普遍场景就是人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幼小的孩子放在扁担一头的篮子或者箩筐里，另一头装着锅碗瓢盆壶罐及衣物被子干粮之类，有的一路沿途乞讨、有的一路边打些零工。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历时数月、大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似潮水一般，陆续涌向传说中最向往的江南。因此，便有俗语“一担箩筐下江南”的说法。
“一担箩筐下江南”
据了解，这些豫南移民最初在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句容、江宁、溧水、溧阳、宜兴及浙江长兴、安吉等一些地区居住，旅美的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在《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中提到“在太平天国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仅河南光山一县就向苏南、浙西、安徽和江西近60个地方输送了100万以上的农民，除南京之外的整个江苏西南地区实际上是河南的农业‘殖民地’”。以常州市溧阳为例，在光绪年间，豫南移民开始进入溧阳开垦耕种，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溧阳县在册人口为8.7万，到宣统三年（1911年），溧阳人口增至30.2万，这一年移民及其后裔约15.1万，占溧阳总人口的50%，也就是说，从移民大规模进入溧阳开始，至今大约130年左右了。
随着浙西、皖南、苏南等地区移民的剧增，到1870年代，官方已停止招垦，而民间自发的移民依然在持续，土客之间土地矛盾增多，一些后来者生活非常艰难，不得不离开初期主要移入地，找寻新的谋生之所。
彼时的菀坪是东太湖吴江的一片茭芦浅滩，地势低洼，太湖水位高时，就会发生倒灌现象，所以本地居民不愿在此耕种和居住。直到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一位叫沈庆余的河南乡民首先在太湖滩涂上围湖造田，起名叫足字圩(wéi)（今吴江区戗(qiānɡ)港村），第二年又围了室字圩(wéi)（今吴江区戗港村）。这两次围湖都是当年受益，影响很大,很快吸引在广德、长兴、溧阳等地的信阳下江南移民前来拓荒，成了菀坪的第一批垦荒者。他们扎住脚后，不断联络在浙江、常州、江宁等地的亲朋好友，共同在此围湖造田、放鸭种田，引发东太湖沿岸围垦热潮。
1903年，苏州府震泽县知事（县长）夏辅咸奉命实地查勘，判定当时客民所围之圩(wéi)不在泄水道内，并不妨碍太湖水利，准予围垦，对围垦湖田发放执业田单，上缴田赋，湖田才被官府承认。在移民的数年辛苦围垦下，到宣统三年（1911年），吴江全县共有圩子30个，面积17422亩。信阳移民为菀坪的早期开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还将本地的河南早、洋粕稻等水稻品种、空心菜、柿子等农副产品品种带到苏州地区，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的生活。
下江南的豫南移民，大多与来自豫南的老乡聚集居住，有着极强的凝聚力，不受邻近地区的干扰，不受当地风俗的影响，保留了家乡的生活传统和语言。虽然经过五六代人的繁衍，在移民后裔较多的南京市溧水区、句容市、溧阳市以及吴江区菀坪等地，仍保留着祖籍地的本色，很多移民后裔都是“双语者”，既会信阳话，又会本地吴江话。如，1992年的《溧阳县志》强调了豫南方言对溧阳方言的影响：由于战乱及其他原因，古代北方人纷纷南迁，一部分留居溧阳。近代河南（光山、罗山等县）、苏北（兴化、高邮等县）以及浙江（温州）、安徽、湖北均有移民定居溧阳，他们分别聚居在平桥、永和、上兴等丘陵山区和余桥、古渎、前马等荡滩圩(wéi)区，同时使用原籍话和溧阳话。这些“外来语”使溧阳方言发生一些变异。至于与邻县接壤的某些边缘乡村，语言受邻县影响，亦稍有变异。全国解放以后，普通话的推广，又使溧阳话中带有一些普通话的因素。
2017年的《常州市志·方言》叙述了操信阳方言的溧阳人进行双语交流的生活方式：溧阳境内有河南（光山、罗山等县）、苏北（兴化、高邮等县）、浙江（温州、安徽、湖北移民定居，他们分别聚居在平桥、永和、上兴等丘陵山区和余桥、古渎、前马等荡滩圩区……这些外地方言岛的居民说两种方言：在家、在村里说原籍话，与当地人说常州话。
一百数十载，乡音终未改——浓浓的豫南口音，充分彰显了一代代豫南移民后裔对先祖的思念，对故土的难忘。
五
革命火种映苏信，一衣带水话深情
大家都知道，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定，我党将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其中，陕北红军改编成第八路军，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也就是新四军。这个时候，信阳和苏州同属于新四军开展敌后抗战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此后多年的战斗中，两地始终在战略上相互呼应、有力配合，形成了“一衣带水”的紧密联系。而这种联系，与新四军第四支队、新四军第五师两支部队是密不可分的。
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前身即为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抗日游击队。1935年2月，在红二十五军和红四方面军长征后，为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时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的高敬亭（信阳新县人）临危受命，迅速重建了红二十八军，并发展了地方游击队和便衣队。从1935年初到1937年秋，他带领红二十八军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17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反复清剿，有力支援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锻炼了一支打不散、拖不垮的红军部队，为后来组建新四军保留了一支重要力量。
1938年2月，根据党中央命令，高敬亭带领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他担任支队司令员，率部开赴抗日前线，成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在高敬亭的领导下，新四军第四支队纵横驰骋、相机歼敌、宣传组织群众、发展党组织，组建地方抗日武装，部队由最初的3100余人发展到1万余人，有效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增强了广大军民抗战的必胜信心，并在巢县（今安徽巢湖市）、相城地区（苏州相城）打击日本侵略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后来我军开辟华东抗日战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先后经历番号被撤销和重建军部两大重要节点。在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后，部队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这个时候由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就在河南、湖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师部就曾设在信阳县（现信阳市浉河区）南部山区。目前，浉河区浉河港镇四望山中还留存着新四军五师师部旧址群，记录了革命先烈在此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经过多年抗战，新四军第5师主力部队发展到5万余人，创建了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鄂豫皖湘赣五省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300万人口，成为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华北、华东的敌后战场，为抗日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追溯党的历史，从1921年到1949年，大别山军民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不断、革命火种不灭，创造了“二十八年红旗不倒”的奇迹，策应着江浙地区的革命发展，为新四军的壮大以及华中、华东等区域革命根据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目光转到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一支诞生于阳澄湖畔的部队，又将苏州和信阳联结在一起，这支部队就是著名的“沙家浜”部队。1939年5月，遵照中共中央“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策略，时任新四军第六团团长的叶飞率领新四军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东进。5个月后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江抗”奉命西移，在阳澄湖畔的后方流动医院留下了36名伤病员。沙家浜儿女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掩护、照料着新四军的伤病员。后来，以康复的伤病员为骨干，组成了“新江抗”部队。之后，该部转战于大江南北，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为铭记沙家浜人民的拥军恩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集团军某部至今仍以“沙家浜”部队命名。
1975年，按照党中央部署，“沙家浜”部队由浙江调防到河南，驻地就在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其中一个营还驻在中心城区湖东大道上，直到2017年换防到西安。在驻地40多年来，这支铁军先后参加了淮河抗洪、明港火车站救灾等突发事件的救助和一些重大工程的修建，与豫南人民也结下了唇齿相依的深厚情谊。经了解，常熟市相关部门以及沙家浜镇党委多年来经常到部队驻地看望慰问，延续这跨越几十年的军民深情。
沙家浜景区
一衣带水、山河相连。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的革命火种辉映着华东抗日战场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诞生于阳澄湖畔的“沙家浜”部队又把军民鱼水情深的优良传统从山清水秀的苏州带到了豫风楚韵的申城，更是把智慧善良的苏州人民与勤劳坚韧的信阳人民紧密结缘在一起。
《沙家浜》剧照
六
改革开放谱新篇，苏信合作正芳华
改革开放以后，苏州、信阳的交流也并未中断，而是在经济、文化、旅游等各领域开展了持续深入的沟通往来。
1.在人力资源交流方面
信阳是人口大市，苏州是产业大市，开放包容的苏州吸引着无数有梦想、能吃苦、肯奋斗的信阳人民前往创业追梦，每年春节国庆长假，百度迁徙发布的数据显示，信阳经常占据苏州十大迁出或迁入地。据统计，信阳常年外出务工经商人员有240万人左右，超过全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苏州务工经商的就有57万人左右，仅固始县籍就有超过20万人。在这些信阳籍人员中，经商办企业的约有6.7万人，仅在吴江区盛泽镇就有8万信阳籍老乡从事纺织服装行业，江苏河南商会会长、苏州河南商会会长均是信阳籍人士。这些在苏州奋斗的老乡，既积极奉献驻地，每年为苏州当地创收产值可达1000多亿元，约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23（2022年苏州市人口数1291.1万人，地区生产总值23958.3亿元，人均GDP为18.54万元），又不忘回报家乡，每年汇回转移性收入近180亿元（按年人均汇回3万元计算）。近年来，苏信两地继续加大人力资源对接和校企合作，仅今年以来，信阳举办苏州专场招聘活动4场，两地用人单位407家，提供就业岗位1.6万个，向苏州输送毕业生及实习生600余人。
2.在产业合作共赢方面
近年来，信阳籍老乡在苏州创办企业20余家，为苏州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依托“鸿雁回归”工程，在老乡的“穿针引线”下，信阳也先后从苏州招引各类项目58个，总投资额超190亿元，对构建信阳市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布局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特别是在苏信对口合作拉开序幕后，两地在产业方面交流更加深入，信阳找准合作的发力点，拿出最优质的资源、最高效的服务保障，对重大项目关键环节进行全过程介入、全流程跟踪；苏州针对信阳产业状况进行分析研究，选择最佳结合点，推动打造合作平台，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苏信对口合作中来。目前，两地累计签约主导产业项目94个，合同总投资187.9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41个，合同总投资84.5亿元；10亿元以上项目6个。
3.在文旅互动往来方面
苏州是全国重点旅游城市，信阳是全国知名的红色文化传承区，每年有70余万信阳籍人员前往苏州旅游，近两年也有1000余人次苏州党员干部到信阳接受过红色教育培训。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苏州市是长三角经济圈的经济发展重地、历史文化高地，信阳市是中原距离长三角最近的花园城市、宜居宜业之乡，两地地缘相近、人文相亲，人力资源互补，产业高度耦合，从劳务输出到产业承接，再到人文往来，苏州、信阳两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必将跨越千年历史的高度，从厚重的渊源和记忆中走来，双向奔赴如诗如画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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