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凤,1925年11月出生,安徽省广德县人。1943年9月参加革命,1945年1月入党,党龄80年,曾在淮滨县工信局工作。1980年12月离休,享受副处级待遇。
“打死就算了,打不死就干。如果重来一次,我还会选择去当兵。”
——王尔凤
我叫王尔凤,今年100岁了。回想1943年参加革命时的情景,仿佛还在昨天。
我这一辈子,打过很多仗,也得过不少奖章,有人民英雄二级奖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胜利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这些徽章的背后,是一段段战斗经历、一次次血雨腥风、一回回死里逃生,每一枚都藏着我和战友们血染的“尘封记忆”。
我这一生身经百战,也多次负伤。子弹曾打进过我的右腿、腹部、肋骨和头部,却打不垮我的意志力和对党坚定的信仰。腹部里的子弹残留了好几年,那几年我常常高烧不退,记忆也受了影响。如今,年纪大了,加上脑部还留着弹片,记忆力也时常模糊。但有些事,我一辈子也不能忘。为了铭记,我总是用左手辅助颤抖的右手,把他们一笔一画地记录在纸上。
离乡:奔赴抗日战场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当时我只有12岁。到了1940年年底,日本鬼子就大举进攻,狂轰滥炸,侵占了大半个中国。日本鬼子在我的家乡真的是无恶不作,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我听逃难的群众说,鬼子入侵到郎溪县,站在桥头把儿童扔到河里;鬼子扫荡到了我们村,把各家的供桌、腌菜缸、米坛里都拉上屎……我家的厨房、我叔父家的5间屋子都被日军飞机炸毁,我大哥的儿子也被炸伤。那时候,我就对鬼子气愤得很。
1942年年底,我刚满17岁。那年冬天,我这个不幸的家庭陷入更大的悲伤。母亲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艰难度日(1935年,我刚10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然而我的大哥作为全家的顶梁柱,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母亲整天以泪洗面。
我实在不忍心看母亲伤心绝望,也放不下弟弟妹妹们的生计,就做了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去国民党军营,用自己把哥哥换回来。从那时起,我就踏上了一条前途未卜的战斗道路。
1943年9月,日军向苏浙皖边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在苏南抗日武装的号召下,18岁的我脱离了国民党队伍,加入了革命队伍,成了新四军16旅48团2营4连3排8班的一名战士。旅长是王必成、政委是江渭清,我们4连的连长是周德喜、指导员是褚庄禄。当时,我们16旅接到命令,开辟苏浙皖新的抗日根据地,主要在长兴县、广德县等地开展抗日活动。
也是从那时起,人民部队的优良作风,深深影响了我。
因为年纪小,首长们都很爱护我。遇到激烈的战斗,他们总是自己冲在前面,把我护在身后。现在想起这些,我眼角总会湿润。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我当时就立志,要做一名真正的战士——杀鬼子,当先锋,为国家而战!
我们这个连队是战斗连,也就是攻坚连、尖兵连,一出手就要给敌人迎头重击的,所以那时候我们个个都很能拼、都不怕死。连长常说,“冲上山头就是勇敢。”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
冲锋:淬炼英雄本色
因为我们是前锋部队,打胜仗后缴获的武器也较多,经常是用敌人的炮打敌人。
1944年3月,新四军16旅48团在广德县新杭镇战斗中,打了个大胜仗,也就是杭村大捷,歼灭了100多名日伪军,还缴获了一门九二步兵炮。这门日本鬼子自己造的步兵炮,后来就在我们新四军手里,用来打日本鬼子。当时群众还编了首歌谣赞颂这次战斗:“杭村一仗打得好,军民抗战逞英豪,鬼子丧命又丢炮,日军从此威风扫。”那门缴获的炮,现在还珍藏在北京首都警卫三师军史陈列馆里。
1944年4月,蚌埠战斗发生在煤山、泗安西南的一个村庄里。我们4连接到命令,与日军、伪军作战。我们拔掉了两个碉堡,歼灭了200多名日军、伪军,缴获了敌人的枪支弹药。
胜利的喜悦,让我渐渐明白了战斗的意义。
1944年年底,长兴泗安战役打响,要攻打黑溪镇的日伪军团部。我们8班攻坚,我努力争取冲在前面。那天,天空下着鹅毛大雪,我要求担任突击队员,班长怕我年轻被打死了,不许我去突击队。战斗中,我们用小炮攻打日伪军团部,炮弹击中敌人团部,迫使日伪军只能龟缩在里面。到真的接近敌人时,我自主冲到突击队前面,紧紧地追击敌人团部后墙,歼灭敌人。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最终我们胜利歼灭了敌人的一个营,让驻守泗安的日伪军全部投降。可和我要好的班长却牺牲了。这是一位一直护我、爱我的好班长,也是几十年来我心心念念的好战友。一起牺牲的还有9班班长,每每想起,我都忍不住落泪。从那以后,我更不怕死了,心想“打死就算了,打不死就干”,一心要为战友们报仇!
经过战斗的洗礼,思想日渐成熟的我,于1945年1月光荣入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入党后,我很快因为作战勇敢被提拔为班长,开始带领全班听令作战、英勇杀敌,也多次在战斗中负伤。
1945年2月,我参加了浙江临安县的天目山战役。这是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进行的第一次反顽自卫反击战(1941年皖南事变后,把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新四军的军队叫“顽军”)。
1945年6月,我参加了新登战役。当时,为了粉碎顽军和日伪军的夹击,确保浙东和苏南的联系,粟裕带领5个支队发起了新登战役,并占领了新登,歼灭了顽军,粉碎了日伪军对新四军的扫荡。在此次外围战斗中,我的右腿负了伤,转回根据地新杭横岗山医院治疗。
8月,我伤愈回到了部队,参加了江苏金坛战斗。连长周德喜、指导员褚庄禄命令我带着将近20位年轻战士成立了攻坚班,我任班长。我率领全班人向城内日伪军进攻。战斗打了半天,我班节节攻进、日军节节后退直至城外。一部分敌人向城东外逃,我班又紧紧追击,歼灭敌人,在田野的一处干水坑里,抓住了3名日军……
在抗击日寇的岁月里,我主要战斗在安徽广德、溧阳,江苏泗安和浙江等地,针对的主要是日军、伪军、顽军。
战斗:枪林弹雨求解放
1945年9月,日本投降。与此同时,和平谈判破裂,不久,内战就爆发了。
1946年7月,敌军占我泰兴县,我团攻打泰兴之敌。这次我负了重伤,和伤兵一起转移到蒙阴县养伤。直到1947年年初,淄博、莱芜战斗结束,我才回部队,后来担任了二营营部通信班长。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随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纵横驰骋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睢杞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要战役,立二等功一次,荣获人民英雄二级奖章。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1947年6月的河南睢杞杨拐之战。
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激战4日,四打三停。我所在的6纵16师300余名优秀指战员光荣牺牲;所在的排46人,只有我们3人幸存……想起牺牲的战友,我心里很痛。在这次战斗中,我的大腿内侧严重炸伤,但我仍在雨夜中坚守阵地,直到天亮。
作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一场决定性战役,1948年的碾庄圩之战,同样令我记忆犹新。
黄百韬兵团是徐州以东地区实力最强的兵团。如果能消灭了黄百韬兵团,等于砍掉了徐州国民党军的右臂。当时,大地昏暗,道路崎岖,我军将士人不歇脚、马不停蹄,逢山过山、遇水架桥,不怕飞机轰炸、不与小股敌人纠缠,以一天120里的急行军速度,将黄百韬兵团包围在了离徐州不到50公里的碾庄圩一带。但由于我军在运动中仓促转入攻击,未及时查明敌军在碾庄圩地区构筑工事的情况,加上该地区村落的水塘、水沟多,利于防守,一块阵地经常被反复争夺……
1948年11月14日晚,粟裕组织召开担任主攻的6个纵队指挥员会议。他指出,“在江淮平原作战,由运动战转入攻坚战的时候,不可急于求成,而应加强对壕作业,隐藏接近敌人,将堑壕挖到敌人跟前再发起攻击,逐点争夺,逐个歼灭。”
随后,碾庄圩周围的枪炮声突然安静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我军战士晚上奋力挖掘战壕的声音。
次日凌晨,我被安排参与挖筑工事和交通沟。经过战士们的紧张作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开阔的平原地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壕沟。敌军坚固的防御阵地开始一寸寸、一尺尺地被攻破。挖到总目标处时,我才看到,战壕里只剩我自己了(战士们都牺牲了)……经过激烈的战斗,碾庄圩之战最终取得了胜利。
消灭黄百韬兵团后,我们又奔歼李延年兵团,我在战斗中再次受伤。直到1949年2月,我伤愈归队,后来参加了突击连。
1949年4月,我参加了渡江战役。部队到达安徽无为县太阳洲、紫沙洲北岸,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突破敌人阵地,奋勇渡江,并追敌追到宣城县等地。在渡江战役中,我被调任一营二连连长……
回望:坚定初心跟党走
我从20岁入党,就坚定跟党走,80年来,始终铭记党的话,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跟我一起住的小儿子,总说我夜里睡觉经常哇哇叫,像是梦到在和敌人打仗。是的,到现在,我还总梦见连长、营长、政治部主任……我们都还在一起,亲切得很!一心想着,打死就算了,打不死就干。如果重来一次,我还会选择去当兵,因为国家需要我。我的儿子中,老大和老三也都当了兵。
我一直教育儿女,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加强学习,忠诚为党和人民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部队筹建伞兵新兵种。1950年5月,我因表现优异,被调入了这个新兵种部队。1955年,我又被调入信阳二七航校,担任航校三大队大队长。
1958年5月,我褪去戎装,主动要求转业到基层。在基层,一干就是几十年。这期间,我敢说实话,总干实事,赢得了同事和乡亲们的认可。1980年12月,我在淮滨县机械厂厂长任上离职休养。
记得工作后,一起参加过战斗的一营连长吴夜给我来信说:“你这个‘老平常’,还是老样子。工作干得很认真,很仔细!”看到这,我笑了。我很认可“老平常”这个绰号,我这一生就是普普通通的。
20世纪60年代初,我曾被调到淮滨县公安局,担任内保股股长和副教导员职务。同事们都知道,我外出开会学习或出差,从不报销差旅费。我觉得国家太困难了,再说我不是有工资吗?自己掏不是一样吗?
那时大家生活都困难,工资也不高。不少同志找我借个三五块钱,也有的借十块八块。可每当他们来还钱时,我都推说没有借过,或者干脆告诉他们不用还了。
有一次,我看到局里炊事员吴家兴给食堂买粮、买菜不方便,就主动把自己的自行车送给老吴用。后来老吴要还我自行车,我就说:“你用吧,我再买。”
当年我家就住在县城,我总以单位为家,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一年,组织上让我下乡驻队,我二话不说,打起背包、带上碗筷就出发了。
到了生产队,我吃住在队里,和乡亲们打成一片、同甘共苦,群众都说我有“老八路作风”。但也有人说,“老王是在部队打仗时,弹片没取出,脑子被大炮震得不正常,办事有些傻了。”
孩子们在我的带领下也都成长得不错。我要求他们一心为公、一心为民,这不仅是工作作风,也逐渐成了我们的家风。
小儿子经常说,他小时候常看到我给困难学生和需要帮助的人捐款,还会把自己的新皮鞋寄给老战友。我想的是,我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能帮的就帮帮。
我青年时代一直在外打仗,中年时期又长期在信阳工作。为了尽孝,不留遗憾,退休后,在1986年至1988年,连续3年我都抽出一段时间回老家伺候老母亲,补偿亏欠的亲情。我给她擦洗、喂饭,陪伴左右,送医就诊,直到1988年母亲去世。
我大哥在老家付出得最多,务农养家十分不易。我挂念我的亲人,前几年精力好时常给侄儿们写信,给他们寄一些种茶、养殖等方面书籍。
我已百岁,出门不便,每年过完年,第一件事情,都会嘱咐儿子把一年的党费交纳齐。
平时,孩子们来看我,我总会鼓励他们,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把业务搞上去,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如今,我听力还好,眼睛也不花,虽然手握笔已经有些困难,但我还是能用左手辅助右手坚持做学习笔记。我不学习,还能干什么呢?我都一百岁了,除了学习,也想不到怎么打发时间。我把废纸和本子都利用起来,记录了很多读书笔记,一笔一画、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希望能留下点东西给孩子们。
我喜欢读书、看报,最关注的仍是农业、科技、中医养生等知识。
学习,让我了解世界、了解中国。报纸上的党员模范,都是我不断学习的榜样,他们是为国家立了大功的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我的战友牺牲的牺牲、走散的走散。这胜利来之不易,是他们英勇作战、前赴后继拼出来的,更是全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出来的。我想念我的战友们,忘不了我亲爱的战友们……
我想告诉年轻人,任何侵略者,我们都不怕;任何困难,我们都能消除,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要珍惜和平、铭记历史,居安思危、不忘国耻,勤奋钻研、增长才干,团结一心、克服困难,把国家建设得更强盛,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
(口述人:王尔凤 整理:王凌云 摄影:谭台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