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维龙

诗曰：

机遇未到莫强求，

心有天高自做愁。

丢掉课本学种地，

红薯南瓜双丰收。

1960年正月遇到“倒春寒”，时而呼呼啸啸刮着刺骨寒风，时而纷纷扬扬飘着鹅毛大雪。然而，南湾灌渠工地上却红旗招展，黄皮寡瘦的农民有的穿着单衣，有的赤膊上阵，挖方，挑土，拼命地干活，那场面动天地而泣鬼神！

父亲那时任信阳县东双河公社袁庙村党支部书记，在工地带领民工干活，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公社保送我去上技校，并说“将来可以当一名工人！”

这真是喜从天降！我将信将疑地问道：“这是真的吗？”

父亲说：“是真的。你今天回去，明天到公社开介绍信，就可以去报名了，学校在信阳。”

我为难地说：“我身上没有一分钱，学费、吃住咋办？”

父亲说：“上学不要钱，吃住全包了，你只管去吧！”

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事？真是“天上掉馅饼！”我含泪告诉了与我同甘共苦3个月的乡亲们，踏着残雪，一路小跑，回到家中。母亲听说，顿时泪流满腮，她说：“孩子，你一定要好好上学，吃国家的粮，再不挨饿了，今后一家人还靠你呢！”我看着围上来的弟妹们，睁大眼睛看着我，不知道是对我的祝贺还是对我的期盼，心里一阵阵发酸。

下午，我就到公社办了手续，第二天，背着破被子和几件补丁衣服上路了。

路还是我上完小时第一次去信阳的那条路。不过路面由马车路变成了汽车路，虽然不平，但直了一些，宽了一些。我一路走着一路思量着，前途有望了，将来可以当一名工人，可以每月拿工资领粮票，还可以结余一点支持家里，再也不会跟泥巴打交道了。

学校在信阳市五里墩，那时是河南第六技工技校（后改为信阳技工学校），两年制，报名的学生来自信阳地区20个县市（信阳地区1964年分为信阳、驻马店两个地区），我被分在三0一四班学钳工。老师介绍说，学校创建于1958年，我们是第三届，这一排排教室、校舍和实习工厂都是第一届老大哥、老大姐自己动手抬砖挑瓦盖起来的。第一届学生已经毕业到工厂上班，有的留在学校当老师。技校是工程师的摇篮，希望大家刻苦学习，积极上进，很是鼓舞人心。那时技校是一个星期文化课，一个星期到校办工厂实习。我实习的那个钳工车间，尽是老虎钳、榔头、扳手等玩意，心中有点发凉，这岂不是培养“小炉匠？”一打听，原来钳工是最好的工种：“又脏又累是铸工，叮叮当当是锻工，忙忙碌碌是车工，吊儿郎当是电工，技术万能是钳工。”于是，我才安下心来。

我们班有40来位同学，来自西平、遂平、正阳、确山、淮滨、光山、商城等县，说话南腔北调，岁数参差不齐。年龄大的30多岁，小的十几岁，而且文化程度不一。开设有钳工学、制图学、数学等课程。我对这些内容天生不感兴趣，尤其是数学，讲的几何、函数是高中课程，我在中学只读了初二，函数闻也未闻，暗自叫苦不迭。尽管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每次考试都是不及格。尤其是苦了那些“大学生”们，有位姓李的女同学38岁了，入学前是大队妇联主任。一开会她就率先发言，“东扯葫芦西扯瓢”，滔滔不绝。一上课她就打瞌睡，门门成绩都是零。班主任是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叫武富恩，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她教数学，讲起课来娓娓动听。无奈面对这帮学生，有如对牛弹琴。她曾在课堂上当着学生的面气得流泪，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憾。

那时学生一月10元生活费，9元的伙食，1元零花钱，可供买牙膏、毛巾、肥皂及理发等，按说条件不错。但同学都是信阳“粮食关”劫后余生，尚未恢复元气，饭量很大。我每月31斤粮票和4元多钱的菜金，4天全部吃光了。星期五早上开始饿肚子了，别人开饭我躺在床上硬抗，直到星期六下午走二三十里路回家，填补肚子，那时农村已开始供应粮了，我不仅没有支援家庭，还沾家里的光，心里很不好受。

有一次，我到司务长办公室领饭票，无意中发现门外垃圾堆中散落的纸屑，我拾几片一看，印有餐票、菜票的字样，赶忙把纸屑捡起来，找个地方拼凑，居然凑成两斤多饭票和几角钱票，用浆糊一贴，拿出打饭，炊事员一看便问：“你的饭票咋破成这样？”我随机应变道：“洗衣服洗的。”轻而易举蒙混过关。这个发现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过几天我就到司务长门口走一趟，捡一张两张碎票。但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再也捡不到了——我怀疑是炊事员把情况反映给司务长，司务长警觉了，不再乱扔撕的饭票了。

东双河公社保送到技校上学的除我之外，还有两位同学。男的叫徐义权，女的叫周树基，都比我大几岁。徐义权家里十分困难，每个星期天他就去山里打一挑柴禾卖了挣点钱补充伙食，打点好菜总把我叫去一起“改善生活”。

1960年“五一”节放假两天，他对我说：“一张火车票可以买两碗稀饭，明天咱们坐火车回去，从信阳到东双河一张火车票三角钱。”我说：“我没钱。”他从兜里掏出一元钱，神秘地一亮。“有的就是钱！”第二天清早我们把一天的饭票都买了大米干饭，一气吃光，赶到火车站。车票到手就去排队买稀饭，一人两大碗，一碗一毛钱。我俩也不推让，端起就喝，肚子涨得生疼，眼看火车进站了，就是不敢跑。徐义权说：“慢点走，小心肠子撑断了！”我俩互相搀扶着，一步步往站台挪，他刚抬脚上车，车就开了，用手使劲把我也拉上车。列车员生气地说：“你们俩干啥去了，来这么晚，多危险啦！”徐义权指指我说：“他病了，你没看见吗？”说罢，我俩两眼对视，啼笑不得。

上技校时经常参加义务劳动，说是“勤工俭学”，让同学们到对面砖瓦窑厂抬砖头送到学校，每天下午上了两节课就去干活。学生中大部分是农村来的小青年，又经过“大跃进”的洗礼，个个争先恐后，干得热火朝天，技校门口那栋办公楼就是同学们“勤工俭学”盖的。

不知道是老师的发现还是同学们的推荐，抬了一阵子砖头就让我搜集好人好事，出黑板报——当起了“编辑”。 谁知这个活真的让我干了一辈子！我两天出一期黑板报，尽管不善板书，字写得伸胳膊露腿，但形式还是较活泼，有动态消息、有名人格言、有我编的快板、有插图。师生们经常围观，评头论足，褒贬不一。我管不了这么多，反正比抬砖头轻松，一连出了十多期。

1960年暑假，全校师生集中开赴西平县老王坡帮助收麦。四十八里老王坡，金黄的小麦一望无际。这里地多人少，夏收时节信阳地委就组织机关干部义务劳动，帮助抢收。同学们经常天没亮下地，披着星光回家，一天三顿饭在地头就餐，无外乎窝窝头和浆汤面条，一粒大米也没有，也没有菜，可苦了我们这些信南人，我基本上没有吃饱过，加上太累，腰弯得疼痛难忍，便撒谎说水土不服拉肚子，割一会就跑老远地方解手。一次因为实在太困，倒在地上睡着了。中午开饭时我还在呼呼大睡。老师派几个同学去找，发现我光着屁股躺在地上，慌忙把我叫醒，问我怎么样。我说肚子疼，老师让我回去休息，我坚决不同意，继续割麦。我们硬是在老王坡干了一个月，在总结会上老师还表扬我带病劳动。几个知情的同学私下开玩笑说：“你这家伙投机取巧，还落了个好名声！”

在技校上学我还遇到一次集体夜惊事件。集体宿舍，屋小人多，拥挤不堪，夏天气味难闻，没有电扇，更没有听说有什么空调，闷热难熬。于是同学们大都在室外露宿。一天夜间凌晨2点，我正在熟睡，突然被混杂的尖叫声惊醒，许多同学盲目奔跑，有的男同学光着屁股，有的女同学穿着短裤。夜间实习的同学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参与其中，一齐大声喊叫，发着“啊啊” 同一种声音，让人惊魂落魄！我也跟着起哄，心想大难临头了！心跳加快，浑身发抖，整个学校处于极度恐怖之中！折腾了近一个小时，在老师们强行疏导下，同学们慢慢散去。原来是几个男同学在校园边塘埂上睡觉，老百姓的几只鸭子夜不归笼，从同学们身上爬过，让这些同学惊慌失措，率先发出惊叫，引起全校惊恐万状，发生集体夜惊。我们惊魂未定，一直议论到天明。这是我一生中遇到唯一一次夜惊，至今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

​技校规定两年制，我们都做着当工人、当技术员、工程师的梦，安心地上了一年半。1961年7月，快放暑假了，我们接到通知到礼堂听报告。主席台上除了几位熟悉的校领导的面孔外，中间坐着一位老头，校长介绍说这位是省劳动厅的鲁厅长，他曾在大别山打过游击，当过信罗边中心县委书记。啊，他就是威震豫南的鲁彦卿！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他的许多传奇故事。校领导传达了文件，就请鲁厅长讲话。他“长八尺短八丈”地讲了一通，从国内形势讲到国外形势，从中央的精神讲到面临的实际，声音洪亮，情绪激昂，时而站起来，时而拍着桌子。经常说些粗话，很有点当年指挥打游击的那种威风。时逢国家困难时期，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学校精简、干部缩编。省六技校在撤销之列，精简的主要是原农村户口的，哪来的哪去。城市户口的毕业生分配工作，“一刀切”无价钱可讲。同学们听了报告后表情不一，原是非农村人口学生自然兴高采烈，农村出身的只有垂头丧气。面对这天大的不公平，同学们也自认“投错了胎”，无话可说，打起背包，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当工人的梦破灭了。我回到家中没脸见人，整天挖自留地、开荒种菜。秋冬两季收了2000多斤南瓜，4000多斤红薯，300多斤大白菜，200多斤萝卜，还打了50多挑柴禾。

值得提出的是：如今信阳技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河南省高级技工学校、国家重点技工学校，在培养农民工方面首创经验，受到国务院的高度评价，全国扶贫办曾专门在信阳召开现场会，推广他们的经验。因为我是这个学校的老学生，自然感到高兴和自豪。我每次路过这里总是深情地多看几眼，看看母校的变化。

袁维龙，1944年生，1960年2月，被东双河公社保送到河南省第六技工学校（现为信阳技校）学钳工，1961年9月，因国家“暂时困难”，学校被砍（后根据政策补发了毕业证），不安排工作，只好返乡务农。1966年2月入党，担任民办教师，先后担任信阳县广播站副站长，信阳电视台副台长、高级编辑，信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信阳茶产业功勋人物，河南省模范老新闻工作者、离退休优秀党员，广电部优秀工作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5年9月退休。60年来，撰写新闻类及各类稿件7500余篇，编辑稿件18000余件，有78篇（件）作品获省级及国家级奖项，公开出版《一瞬集》《一梦集》《一得集》《一叶集》《信阳龙吟》《老龙游记》《龙吟诗词》等个人专著13部，约500多万字。主编和编辑《红色信阳》《信阳茶论》《茶缘》等14部著作，约800万字。

编辑：何海荣

审读：郑烨

审核：徐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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